特别是在大数据分析开始普遍应用后，将会出现更多政策咨询报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情况分析报告》 3 研究展望 就研究方式来说，现有司法研究的对话合作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对相互的身体都拥有一个权利。他在直观上意识到，如果权利只是来源于实在法，我们将无法对权利本身做出评价，而且基本权利也会出现空缺。

权利并不意味着正当，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还有的以共同善作为预设，比如约翰•菲尼斯在谈到权利的基础时说：比权利或义务更加基本的、而且对于理性地决定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实践理性的根本原则(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ractical reason)，它们确认基本的行动理由，指引我们迈向基本的人类善。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进路表明，司法裁判并非法官个人的哲学反思，而是经由审慎的对话论辩程序、从多方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诠释和评价各种理由、价值和理解，同时确保法的安定性和正确性。由此规则的证成是一种内容独立的证成(a content-independent justification)，即它不取决于理由本身的可欲性，而是来自于其他独立的理由(38)。(21)比如，菲尼斯(John Finnis)认为：没有一个关于法律的自然法理论曾经主张过，‘成为法律，一个规范必须为道德所要求，或者‘所有的法律要求也是——这一点独立于有效地被证实为法律——‘道德的要求。

对他而言，价值的共存既是不可获得的(这是自明之理)，在概念上也是不融贯的，于是他指出：在一些伟大的善之中，有一些是完全无法共存的。当然，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扩展是通过合理的论辩而实现的。构建新的中华法系 （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的衰微导致中华法系的解体 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不断地接受不平等条约，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

儒家提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五常，也是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法系问题是西方比较法学者创造的概念，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世界相类似的国家的法律分成若干系统，故有五大法系十六法系之分，但无论怎样划分，古代的中华法系都占据其一，由是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粮食丰收之后，有条件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之遵守礼节。《唐律疏议》也开宗明义地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四）重构的新的中华法系要体现中外结合，择善而从 重构新的中华法系，绝不能妄自尊大、自我封闭，而要把目光投向世界进步的法治发展的新趋向和新成就，择善而从，取其法治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使历史与当代、中国与世界在法治建设上互相比较、吸纳，这样重构的新的中华法系才具有开放性，才更符合国情实际，更能体现自主创新和兼收并蓄的价值追求的统一，更加凸显出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包括法文化的复兴，而法文化的复兴又集中体现在构建新时代的中华法系上。（三）建立皇权独尊的国家机关体系 中国自秦始皇称帝起，此后，两千余年一直实行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由此而形成了后妃制度、太子继承制度以及国家治理的一整套的制度建设与法律建设，借以维持天无二日、国无二尊的皇帝权威。一时之间民族复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由于法系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标准，因而不同学者对法系划分的结果也各不相同：美国学者威格摩尔划分为十六个法系，英国学者泰尔划分为七大法系，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划分为五大法系，等等。

文化的发展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这是文化本身固有的特征，这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鉴于秦亡之失，汉儒大力推广礼法之治，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中华法系不仅具有独树一帜的鲜明特点，而且自汉唐以来便影响到日本、朝鲜、安南等国。中国悠久的宗法伦常关系，也适合于相邻的国家的国情。

正因如此，国家将五伦一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入律。清朝的覆灭使传统的中华法系失去了载体，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中华法系是隶属于古代王朝的法系，随着清朝的覆灭而失去载体，但对构建中华法系，一些法文化中的精髓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重宗法伦常的血缘关系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无论贵族、宗室和普通百姓，都以宗法血缘互相联结，或成为一个大族，或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家庭，都依据宗法伦常的要求，务使长幼有序，孝亲亲伦。制礼作乐而后，立政作刑，形成了礼乐政刑共同治国的模式。例如，日本仿唐律制定了《近江律令》和《养老律令》。因此，伦常关系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中华法系的地位和特点 在世界法系的划分中，中华法系始终被世界公认为特点鲜明、影响深远的法系。安南后黎朝仿唐律制定《国朝刑律》，阮朝仿《大清律例》制定《皇越律例》。

这样做，更能体现国情因素所加给中华法系的特殊性与典型性，同时也能使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更加鲜明，更具有感召力。法律则是治国的手段，具有国家的强制性，触犯者要受到纠治，但中国古代立法也注意纳道德规范于法律之中，不仅有助于减少道德范畴的犯罪，而且增加了百姓对法律的尊敬和信服。

法苟善，虽蛮貘吾师之。事实证明，如果一个王朝经济衰败、国家分裂、文化落后、法纪荡然，就不可能成为法系的中轴国。

道德与法律不同，其作用在于教化，改革不良的习性，做到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唐朝实行均田制，使国家的积粮陈陈相因，足够全国百姓享用数年。

仅仅具备了特征，但无其他国家或地区采用，是不能形成一种系统的。至汉代，儒家学说综合了墨、道、法、阴阳五行等各家学说，形成了新的儒学。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说：我们可以把法归类成‘系……简化为少数类型。进入 张晋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从法系的概念以及实际的划分中可以看出，凡是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系统，不仅要具备自身的特点，而且还需要得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承认和接受。乐也与礼的等级制相配合，上有庙堂之乐，下有庶民之乐，形成了礼乐之治。

除前述仿唐明清的立法外，在司法上，周边各国也按中国刑制行事，但基于疆域面积的差别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流刑减里数）。有的如阿倍仲麻吕还留在唐朝为官。

比较法学的任务就是对各国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以便于理解、适应与运用，借以服务于各国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所谓定分，就是确定贵贱尊卑的等级名分，各自享有不同的法定的权利和义务，使之各安其位，各守其分，避免争夺。

朝鲜王朝不仅以《大明律》为立法的范本，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大明律》。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道德的作用。春秋时，季氏八佾舞于庭，破坏了原有的等级礼制，受到孔子的严厉谴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因此法系的划分是近代比较法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如果说古人建设的中华法系曾经滋润过相邻的东方国家，长期雄踞于世界法系之林，那么，我们今天更有能力、有信心重构一个体现当代中国法文化成就的新的中华法系。

这对相邻各国都有强烈的影响。周边各国也是专制主义的王朝，因而也接受了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建设，只是根据国情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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